如此算下来，10％的最低收入人群靠政府，30％的高收入人群靠开发商，还有约60％的人，购买不能自由交易的消费性住房，或者租房解决居住问题。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 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

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感谢参与本文初审和终审的同志。即便是许多实行民主宪政制度多年的国家也往往难以幸免——包括一两百年前的一些欧美国家和今天的印度、菲律宾、巴西、墨西哥等等——中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在政治上，弗里德曼主义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对政府行为的攻击，破坏了二次大战前后欧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政治意识形态化，纷争不断，政府效率低下。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中国现今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上述8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政府把握好这一定位，解决好放与管两方面的问题，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

把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大的活力和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如果各地由官员决定发展什么产业、上什么项目，往往会造成各地产业发展同构化、同质化，且投资效益没有保证经过多年的消费增长，我国中产阶级群体对商品的消费趋于饱和，增长趋于平缓，另一方面，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

必须过好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这一关。例如，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

如何推动创新，首先要坚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不动摇，既可以把技术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也可以让技术推动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突破。从改革层面来看，需要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为创新打下好的基础。以往我们的创新基本上是一种适应性创新，将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做出适合中国市场的改进。

激发五大增长新势能，需要提出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高目标，这样才能应对国内外挑战，变被动为主动。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回头看一下，低效率的洼地还是不少。除了少数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足够的竞争。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有所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能够大量涌现的土壤和环境，创新到了一定程度是缺少后劲的。积极探索并形成绿色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方式，借助财政、税收、价格和标准的手段，尽可能将原本外部化的绿色发展收益和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内部化，使绿色发展有利可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完善产权保护，建立起稳定的法制保障的环境。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

国有资本要区分战略性投资和财务性投资。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再到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产业链逐步形成。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三是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了。总体来看，上述五个经济增长新来源有三个特点： 一是对制度质量的要求较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因此，应当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但是，我国创新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需要培育和完善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中等收入阶层 。

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这个领域，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全球科学技术的前沿，这个是很大的变化。服务业消费加上生产性服务业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所以下一步推动绿色转型，不仅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使绿色发展成为新的消费动能、创新动能和增长动能。今明两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保持在6%以上，此后将会调整到5-6%或5%左右的增速。

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促进二者融合发展，从人才、技术到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企业间购并重组等，都需要在要素培育、政策配套方面给予支持。过去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房地产投资，二是基建投资，三是出口。二是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在此过程中，尤其要解决好农民进城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保障他们的城市权利。

在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主办的2018-2019年度值得托付资产管理高峰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做了如下发言： 在过去九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同时，要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机会公平。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新动能有五大来源，包括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以及绿色发展战略。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

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大概有4亿人，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要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产品或产业、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

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同时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相结合，切实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加快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的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应允许鼓励城乡居民置业创业、共建共享，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

我们在讲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有人往往和制造业对立起来，其实服务业中间缺口最大的一块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随着大都市圈的兴起，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也想下乡，这些愿望要实现并不容易。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是符合规律的。我们需要提出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用10年左右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人数增加一倍，由目前4亿人增加到8到9亿人。

由国家集中资源开展的创新项目，应聚焦于公共产品范围内的卡脖子问题。这三大增长来源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对增量的贡献已经不大了，因为这三大来源已经越过了我称之为的历史需求峰值。